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影像历史

孙鼎元主任回忆录

回忆录之一

忆恩师杨济教授

孙鼎元

我年沈医毕业，医院放射科第一年助理住院医师，薪金元（法币）。那时杨济教授正在芝加哥大学放射科作为时一年的考察访问。当时代理科主任为程世荣大夫，还有魏大藻、白金铭、宋汝良等师兄作为我的上级大夫。

医院由渝迁津后，许多国内知名专家如吴洁（内科）、吴英恺（外科）、杨柯（妇科）、毕金钊（儿科）、王世勋（耳鼻喉科）、刘永（病理科）医院主持各科工作，陆惟善等还是主治大夫。此外，朱宪彝、方先之、金显宅等，也作为院外专家，医院工作。医院专家云集的鼎盛时期。医院复院后，有些专家就回协和去了。

年1月天津解放。年夏秋（？）之际，杨济教授回国，他以北方人（河北安国）特有的纯朴口吻和我谈话：“要尽快掌握放射学的基本知识；要尽快学会英文打字（科内要求出英文打字诊断报告）；要虚心向师兄们学习、尊重他们；要热爱你的专业，不要把它仅仅看作是一种谋生的手段……”。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这些朴实无华的语言，慈父般的教诲，教我如何做人，怎样做事，使我铭刻在心，终身享用。

回忆恩师一生，对放射学事业，有几点重要贡献：

一、自由的学术空气，宽松的成长环境：

他鼓励大家努力钻研，自由发展。他要求大家在住院医师阶段要打好“普放”基础，做到主治医师后再定向某一专业。在学术上，他从不压人，尊重不同意见；他从不在别人文章上附署自己的名字。在科研工作中，既鼓励个人独立发展，也提倡互相协作。科内资料大家共享，任何人不得垄断。在这种祥和、民主的学术氛围和宽松的人才成长环境下，培养出像吴恩惠、李景学、廉宗澂等一批国内知名并有一定国际影响的专家，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。正像朱宪彝校长（天津医大首任校长）对他的评价：“杨济教授本人虽然没有很多著作，但他培养出你们这一批人，他是有贡献的，他是帅才……”。

二、建立了规范的科室管理制度

全科分为诊断、技术、档案管理、设备维修四组。诊断又分为胸部、消化、骨骼、颅脑等组。建立了严格的胶片管理制度和详尽的病名索引系统，极大地方便了病人就医、复查、随访和科研工作的需要，数以十万计的胶片档案，完整保存至今，成为学术研究的珍贵资料。

杨济教授回国后，深感胶片质量对诊断的重要性，而优质胶片又与X线设备和优质养护密切相关，因而为维修组聘请了理工科人才，这应视为半个世纪前就认识到的质控意识。

三、维护了学科的完整性

当时，国内一些临床科室，提出为了方便病人，要将专用X线设备，划归各该科专用，尤其是当这些设备是由某位专家申请购得时，呼声更高。这种做法，看似方便了某一科室，实际上肢解了放射科的完整性，不利于临床医学的整体发展，也不便于设备资源的全院共享。医院（医院解放后更名）也有人提出这种要求，杨济教授顶住了这一倾向，维护了学科的完整和发展。这一阻止肢解放射科的做法在全国起到良好影响，适度地遏止了这一违背国际医学潮流的风气。

-7-30日

医院

回忆录之二

我第一次见到谢老、汪老

孙鼎元

记得在年夏，医院一间阶梯教室，召开第?次全国放射学会学术会议，与会代表不足百人，我作为天津代表，做了“肺癌的临床、X线研究”的发言。在那次会上，我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我国第一代放射学宗师、德高望重的谢志光教授和谢老的得意高足、斐声国内外的汪绍训教授。

当时，会场空气比较轻松，面对谢老、汪老这样的权威，作为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大夫，我竟大胆的作了即席发言：“我认为我们目前的工作方式，很不适应学科的发展。因为我们仅仅根据一张X线照片，就要作出诊断，既没有检查病人（顶多在胃肠检查时摸过病人肚子），又不了解他（她）们的临床表现、治疗经过、手术所见、病理结果等等。这样，和临床大夫相比，他们既看到X线片，又看到X线报告，还全面掌握了临床、病理资料；所以，我们和临床大夫比起来，只能算半个大夫。在这种掌握资料不对等的情况下，做出诊断的片面和错误也就在所难免。因此，我以为应当改变这种自我封闭的被动工作方式，主动参与到临床中去，根据需要，可以有选择的参加查房，参阅病历，亲自检查病人，观看疑难病例的手术，并与病理科联系，了解一些病例的病理结果，这样，我们掌握的资料就比较全面了，诊断的准确性必然会大为提高……”。

我的即席发言，只是根据我的个人体会有感而发，并不了解更多情况，回想起来真有些井蛙之见，自不量力。医院（医院）有好几位协和专家，如骨科方先之、肿瘤科金显宅教授等，都是国内外知名专家，尤其方先之教授，对骨科X线诊断造诣颇深，我作为一个青年医生，深感专业知识不能满足临床需要，因之，认为只有改变现在沿用的工作方式，尽量做到临床、X线、病理三结合，才能适应临床需要。在以后的工作中，我虚心向方、金等前辈学习，与临床、病理同事融洽相处，带动了科室的发展与提高，这是后话不提。

会后，我的发言竟然受到谢老、汪老的重视与首肯，并对我勉励有嘉，令我受宠若惊。

-7-30

医院

回忆录之三

荣老考我

孙鼎元

年9月，全国放射学术会议在上海召开，出席代表70名，会址在茂名路锦江饭店。天津代表4名：白金铭、吴恩惠、杨天恩、我，还有代表河北省医学情报所（当时天津属河北省）与会的徐延香编辑。6日下午，我们5人住进了东安市场不远的一家旅馆，晚上兴奋的睡不着觉，就出来到东安市场外有北京风味的小吃摊上吃了一顿。

当年，华北发大水，津浦路中断，我们5人是乘飞机赴会的。那时，没有正式客机，我们是从北京乘一架苏制安II赴会的，那是一架中小型运输机，机舱中央是一装货用的宽敞通道，两旁各一条不分隔的长条铁座椅，连同我们乘客不过十余人。飞行起来后，上下颠簸不说，乘客还像散装货物一样，在起飞和降落时会从座椅上前后滑动。飞行中，老徐晕机，呕吐不止，我们几人总算平衡器官较好，还未太显狼狈。在济南、南京两次加油后经过六小时长途颠簸，总算到了上海。

当晚住进锦江饭店，九月的上海飓风过后依然闷热潮湿，我们五人住在一间带客厅的大客房，身上好像摸了一层猪油。我到衣帽间存放衣物，一按电门，灯开了，按钮却起不来了，我以为弄坏了电门，却原来是延迟电门，两分钟后，电灯自灭，按钮复原。锦江饭店是上海最高级饭店，为犹太财阀哈同所建，我第一次住进这样高档旅馆大开了眼界，当了一次“刘姥姥”。

第二天晨起，在花园遇到荣老正在练剑，短袖衬衣着短裤，看来非常精神，但双腿却打了一付绑腿。我自报姓名向荣老问候：“您老为何打绑腿？”荣老说：“我有小腿静脉曲张”。

7日上午大会由谢老主持，由荣老作专题报告。记得当时幻灯似乎出了一些故障。荣老是一位治学非常严谨的人，他的这篇大会发言，事先还请上海有关专家讨论过，修改后他还做了一次预讲，特为告诉肖湘生（他的爱徒）要好好准备好幻灯机和幻灯。谁知越小心越出错。放映时先是图片颠倒了，在纠正中顺序又弄乱了，急得荣老直发脾气：“肖湘生你怎么搞的！”这算是大会的一个花絮吧。

医院放射科，荣老拿出一张X线片考我。那是一张小腿X线片，胫骨上1/完全被溶化破坏掉了，关节面还保留。这种改变，非常特别，不像巨细胞瘤，也不像一般溶骨性肿瘤。我猜了好几种病都不对，灵机一动，忽然想起几年前看过一篇文章，是Gorham（年）报导的一种怪病，称为“鬼怪骨病”（Phantombonedisease）或消失骨病（Disappearingbonedisease）。这是一种由于血管瘤或淋巴管瘤，或者二者兼有的一种良性骨肿瘤，可在数月内将患骨完全溶解消失，在冒了一身汗后我说出了这一诊断，荣老证实确系血管瘤。

此后，在《中国医学百科全书-X线诊断学》和《国外医学-临放分册》的编写过程中，还和荣老有过联系。

年上医编写的三册巨著《X线诊断学》问世，我向荣老写信说我的观后感，我认为这部巨著对国内的影响，是可与50年代英国ShanksandKerley所著《AText-BookofX-rayDiagnosis》对国际的影响媲美。

年李景学与我合编的《骨关节X线诊断学》出版了，荣老阅后对我们提出嘉勉与鼓励。

85年前后，荣老给我写信，约我参加《X线诊断学》的修编再版工作，并说这是他有生之年要完成的最大心愿。我诚惶诚恐地接受了这一任务。经过十年浩劫人事沧桑之后，在年（第一版年后）《X线诊断学》第二版第三册终于问世，遗憾的是恩师已经离我们而去，他老人家未能等到这一天。我参编的第15章“骨肿瘤”10万字，是经过王快雄、王恭宪教授等大力修改后完成的，而他们却未在章末署名，让我一人单独署名，独享其成，至今心实难安。

84年我应邀到MayoClinic访问，临行前到上海拜访荣老，他主动写了几封信，介绍一些美国专家让我结识。在荣老书房，我看到书架上还摆放了一些零食，荣老说：“我每晚工作时，都要吃些零食”。这一晚上吃零食的习惯，正好我和荣老一样，不过，荣老是看书写文章，正事，我是看电视，闲白，习惯相同而已，并非东施效颦，望勿见笑。

回忆40年前，我作为一个远处北方的青年学子，有幸结识了我国放射学一代宗师荣独山教授，蒙恩师提携助我成长，恩师生前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，恩师的渊博学识与道德风范，是我终生学习的楷模，略记二三事，作为对恩师的追思。

-8-6

医院

回忆录之四

到天津医院上班

孙鼎元

我是年初夏，拎着一只皮箱只身来到天津，开始了我的人生旅途。当时的天津，表现出的是抗战胜利后的表面繁荣，洋货充斥市场；夜幕中的滨江道（当时叫绿牌电车道，原法租界），依然是十里洋场，沉湎在灯红酒绿、纸醉金糜之中。

7月1日，我正式到天津医院放射科报到上班。医院位于鞍山道（当时叫迪化道），原为沦陷时期日医院（医院）。建筑虽算不上宏伟，但却非常宽敞明亮、坚固实用，以致50年后改扩建时，是用炸药爆破才将地基拆除。医院分为主楼和后楼两部分，主楼包括各科病房、手术室、化验室、图书馆等；后楼两栋为大夫宿舍。放射科和药房在主楼楼下大厅内。门诊部在马路对面。后勤和食堂以及存放美国救济总署捐赠物资的一排铁皮房子，则在后院。

天津医院基本上是重庆医院复员迁津的原班人马，再增聘了医院专家组成，可谓专家云集、人材济济。医院床位00张，医生约90人，护理部多为高（医学院护理系毕业）、中（护校毕业）级护理人材，护理主任为陈路德女士。正规护理人员为数不多，但招收了不少护理员、练习生做一些护理杂活。医院管理非常简化，院长陈崇寿，只配备了一中一英两位秘书，中文秘书陶世杰，国学知识渊博，医院院长李宗恩的秘书（放射科陶叔巍之父）；英文秘书张女士。医院重大事务，由院长和各科主任组成的院务会议研究决定。如一年一度研究下年准备接受多少大夫（新聘）、续聘多少大夫、流动（未聘）多少大夫，拟送出国考察的各科人选等，皆属重大问题。

当时放射科共有大夫6人：科主任杨济教授正在芝加哥大学医学院考察访问，代主任为程世荣大夫，以下有魏大藻、白金铭、宋汝良和新参加工作的我。我的同班学友李景学又作了一年实习大夫（repeatenter）、吴恩惠作了一年外科后，他们二人分别在49年和50年进入放射科，这时科内大夫增为8人了。

当时科内只有一台00毫安美国西屋（Westinghouse）X线机，珍贵的不得了，只做特殊造影和头颅、躯干等拍片；胸部透视和胃肠检查则由一台30毫安的美国Picker军用（U.SNAVY）X线机担任。另有一台00kVKeleket深部X线治疗机，安装了但未使用，在解放后聘请了肿瘤专家金显宅教授作顾问，才开始了深部治疗业务。放射科大夫轮流到深部治疗学习，我记得李景学大夫是科内第一位到深部治疗轮训的。

另外，科内还有两位人物必须提到：一位是杨济教授从重庆医院带来的陶叔巍技士，他是当时放射科技术组的骨干力量，放射科日后的发展，无论是技术人员的培训，还是设备的引进、考察、安装、改进等，他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陶叔巍教授现在担任全国放射技术学会副主委，已是我国放射技术界元老级人物了。当年他才0岁，拉的一手好胡琴，他是京剧世家，他父亲陶士杰秘书是北京名票，当年就曾和梅兰芳大师配过戏，工老旦行当的。另一位必须提到的人物是档案室的李家琏先生，他是医院放射科主任时的档案管理员，被杨济教授聘请来科工作的。李家琏先生在科主任支持下，为放射科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X线档案管理制度和详尽的病名索引登记系统。他管理X线档案非常严格，临床大夫借片，必须办理借片手续，逾期不还，要作检查；未归还老片，不得再借新片。这种严格的档案管理制度，不仅杜绝（起码是减少）了X线片丢失，也遏制了有价值的教学科研X线片被个人/科室垄断，为科室完整保存了数以十万计的珍贵资料，迄文革为止。

医院完全按照协和模式管理，实行住院医师4小时制。住院医师不能结婚，必须4小时在院。每位医师各有编号，有事时讯号灯传呼，被传呼医师就近接通电话问明情况后，立即赶赴现场，这就是当年的传呼系统（CallingSystem）。这种训练模式，使每位住院医师可以全天候了解病情，及时独立自主的或请示上级医师后，处理病人出现的各种问题。住院医师每周可有一次半日休息（可离院）。

住院病历全部用英文书写，主任查房时下级医师也要用英语报告病历、回答问题。住院病历必须当日完成；要求实习医师必须4小时密切观察病人，有些化验还须要自己亲手去做。

总住院医师权大的很，记得内科总住院张虹医师（中大毕业），就曾在午夜过后不穿鞋蹑手蹑足地去查看值班大夫是否打盹瞌睡。

医师宿舍就在后楼，住房也搞一些等级制，助理住院大夫是四人一间，最初我是和黄耀权（外科）、薛庆澄（脑系）、王源昶（麻醉）同住一室，到了第四年作科住院医师时就二人一间，和我的学兄吴咸中同室了。

陈崇医院管理专家，他非常重视医生、护士的形象。一次他遇到我，问我是哪科的，哪个医学院毕业的，在上下端详了一阵以后突然问我：“你有几条领带？”我说：“有三条。”还以为够多了，谁知他说：“太少了，太少了！”，又说：“小伙子，头发要梳的整齐一些，皮鞋也要擦亮，要给人一种良好的“医生风度”形象，医院每年有40多个医学院的毕业生申请来院工作，你要好好努力啊……”。这次谈话以后，我开始注意自己的“形象”，买了一把小梳子带在身上，随时保持头发不要蓬乱（我学了一招，就是头发上抹一点白凡士林，就不易蓬乱了，那时没有摩司呀！），又买了几条领带，也注意把皮鞋擦亮了。

医院实行住院医师聘任制，每年一次，如果6月30日前你未接到下年聘书，哥们对不起，您就准备走人，另谋高就吧！这种一年一次的聘任，给每位住院医师的压力，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一种强烈的竞争意识，也就是说，你必须在一切方面，都比你的竞争对手做的更好，更出色，才能成为不被淘汰的胜利者。我认为这是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的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竞争，它不失为一种可以促进医疗事业发展、也有利于个人成长的青年医生培训模式。

医院对住院医师（含实习医师）的生活照顾，也是无微不至非常周到的，让你绝对没有后顾之忧，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医疗工作中去。宿舍有专人打扫作卫生送开水，洗换衣服放在宿舍门口，隔日就洗熨好送到你的床上。食堂吃饭四人一桌，每餐四菜一汤，误餐另有小炒。手术后的误餐饭，要比常规饭菜做的更好。夜班饭（午夜1点过后）一般是鸡蛋挂面，夜间手术后另有加餐，手术完毕随时可吃到热菜热饭。总之，食堂4小时都有人值班，为医护人员服务。放射科不做手术，我们使坏，故意把特殊造影、胃肠检查或胸部透视的时间，磨蹭到中午1点半以后，好去食堂吃“误餐小炒”。这些看似生活小事的后勤服务，医院管理上的大问题，那就是：良好的后勤服务，保证了优质的医疗质量。

4小时住院制的工作是紧张的，但医院也有所安排，每周末安排一次休闲活动，或舞会，或音乐欣赏，或消夏晚会等，以舞会为主。这种周末活动，后来还吸引了一些院外客人，如南大师生等前来参加舞会。音乐欣赏晚会，有时还请一位有音乐素养的人，来讲一些诸如怎样欣赏交响乐的话题，记得好像马泰大夫（生化教授）当年就曾讲过。这种周末活动，松弛了一周紧张工作的身心，提高了人们的文化素养，也为一些医护人员，提供了一个社交场合，如耿贯一（斐声中外的流行病专家，作为客座教授年客死于加拿大）与王延华（眼科教授现客居美国）、卢倜章(同位素专家)与小迟（护士）、马腾骧（泌尿专家）与陈家风（护士）、刘润田（骨科专家、已故）与韩坤光（妇科专家）、周肃（病生理教授，已故）与叶冰玲（护士）、丁厚发（外科专家，已故）与林冰茹（护士）、毕金钊（儿科教授，当时的儿科主任，已故）与范盟泉（儿科教授，时为儿科实习医生）等，更不用提当医院外科主任、世界级胸科权威、祖师爷辈的吴英恺教授与医院营养室主任李女士等人，多是在医院那段时期缔结良缘的。不瞒您呐，在下我与老伴周荣芝（儿科专家）也是在这一时期搞上的。坦白了就得从宽吧！您说呢？

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，医院的平静生活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。物价飞涨，法币贬值，国民党又发行与金本位挂钩的所谓“金元券”来平抑物价，但不久，金元券也一日三涨不值钱了。这时解放军已围城，蔬菜副食运不进来，食堂已不能保证四菜一汤。我和手术室护士长陈如珍女士（高级护师，广东人）临危受命，当了最后一任伙食委员，我们二人到东浮桥采购，只买回一些土豆、花生米，那时的伙食，已经不是四菜一汤，而是用一个病房开饭用的分格塑料托盘，每人一份炒土豆、炒花生米加上主食。好在我们这一任伙委没干几天，天津就解放了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当年天津守军陈长捷所部一个师指挥所，竟然不顾国际公法，设在医院地下室。医院免遭炮火，解放军不惜牺牲战士生命，医院医院的。年1月15日下午，天津战役结束，我们终于看到了解放天津的人民子弟兵。他们是四野入关部队，个个精神抖擞，头戴狗皮军帽，枪上挂着写有“缴获物资、涓滴归公”字样的白旗。子弟兵纪律严明，秋毫无犯，医院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外，医院大楼。

当天下午，军管会黄敬市长来院视察，当时还有一段花絮，医院大厅后，找到了放射科档案室的李家琏先生，他一贯仪表整齐、态度端庄、不苟言笑、很有气派，解放军一眼看到他，就认出这不是一般人物，医院领导，就问：“你是院长吧！”，李说：“我不是”。又问：“我看你就是院长，怎么说不是呢？”，费了很大口舌，医院职工解释他不是院长，才消除了一场误会。

天津解放，天津回到人民手中。转天医院，军代表是陈郁（曾在北大医学院肆业一年，后去解放区）、祖光（老干部）和协理员陈希（女）。

不久，医院更名为医院，开始，实行供给制，我的待遇是每月斤小米，折合成由粮、油、煤、副、菜等综合组成的“折实单位”。后来，改为工薪制，我当年的月工资为56.50元。

-9-日

医院

来源：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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